举行祭祀和教育小孩，也是传播各种重要知识的场所。

自古以来，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，就是“劝农”。所谓劝农，不止是奖励和督促种田，很大一部分工作内容，是宣称朝廷政策，推广效率更高的农业技术。因为哪怕有先进技术，如果无法普及也是没有用的。而只靠民间自发传播的话，推广的速度会非常迟缓。所以，官府必须主动介入，进行宣传和教授。

哪怕是制度松弛的元朝，都有《通制条格》之类的官方文件，规定农田、水利、树艺、渔畜、教育等各种农业政策和规范，写明各种作物应该怎么种、种多少合适之类的事项，连如何搭配的问题，都要细致地进行筹划和规定。哪怕缺乏对基层的管理能力，这些事情也不能不做，因为在传统意识里，这就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。你不做，那就可能有别人来做了……

当然，想要真正落实这些，切实提高农业的效率，就确实需要一个有力的执行体系了。更直白地说，朝廷需要能稳定地管理到地方，而且影响力越深入基层，越能把这些技术贯彻下去，就越能提高效率。

在古典时代，还需要极限动员的时候，这些规定就更加细致。秦国的法令里，连一块田地播种时，不同作物各自要多少种子，官府都有明确的数据，要求民众尽量遵守。

当然，这种方式，对朝廷和官吏的能力，也有很高的要求，放在地中海这边，就想都别想了。

英格兰人后来甚至总结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，认为应该主动推动兼并，这样，有钱有地的大地主才能进行集中管理，有条件采用更好的器械，推行技术革新。

但实际上，推行技术革新，管理当地农业，本来是官府的工作。农户无力采购的牲畜和农具，也是官府租借乃至直接下发的。这都是战国时代就有的政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学不会。而常年把官府的工作丢给贵族和豪绅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到了21世纪，英格兰人终于能做到1∶30的小麦收种比，达到汉朝样板田的水平了……

哪怕考虑到地理问题，能混到这种份上，也只能说，这帮人实在是菜到离谱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官府制度出了大问题，一直以来，就没有建立过一个秦汉式政权的经验。这种非常失败的结果，也是缺少秦制导致的。

因为一个制度或者政策，说得再好听，也得有落实的能力的才行。在这方面，秦汉自己都有缺陷，实际表现比理论设计差了很多，更何况那些连理论都没有的地方。

比如历法，制定好之后，皇帝一般会下令天下颁行。但这年头没有广播也没有网络，到底怎么颁行，让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个最基本的问题。

当年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，刘伯温等人就进献——或者说抄了份《授时历》给他，这就是最早的《大统历》。一开始，朱元璋命人进行印刷，只收工本费，出售给百姓。后来北伐的时候，朱元璋觉得哪怕这样都太贵了，索性宣布不要钱了，直接白送。

就这样，《大统历》随着北伐军队，迅速深入民间。虽然和元朝的历法其实就是一个东西，但元朝的历法发不下来，他这个却能发下来，结果是新历法立刻受到了北方平民和基层文人的欢迎，在和历法相关的“正朔”问题上，直接抢占了优势。这个合法性争夺的背后，其实就是元明两个政权，执行能力的区别。

甚至在外交上也是如此。周围的小国，是没有能力制定历法的，结果是各个有农业的国家，也必须从中央王朝获取历书，这种“颁历”和“受历”，也成了正统性和外交关系的标志。给藩属国颁布历书，也是朝廷的重要的重要工作，像明朝的福建布政司，每年都要印刷一批新日历，给琉球送过去。要不然人家就没得用。

而一旦中原这边不更新了，大家也都一起遭殃。当初唐穆宗的时候，颁布了一部《宣明历》。再之后，唐朝陷入日益严重的混乱，无力再推行新的历法，之后的各个割据政权，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力再颁布一部通行各国的历法。结果，宣明历就在朝鲜半岛用了将近五百年，在日本用了八百多年，哪怕积累出很大误差也没办法……

当然，在紫帐汗国这边，情况就更离谱，历法的推行甚至伴随着语言的推行。

由于长期的儒家教育，塞里斯民间有大量基层知识分子，哪怕在元朝，都有大量的社学存在。但在这边，那是真的没有。

郭康估计，当年紫帐汗国能十分坚定地执行驱逐本地贵族，分田给普通村民的政策，也有这个原因。要是在中原，像这样做反而很难，因为总得招揽一些当地豪右，帮忙进行管理，否则，建立政权的成本就太高了，而且在建立的过程中，也容易被这些在各方面有势力的人集体反对，因此走向失败。

但东欧这边，地方贵族基本上都是文盲，连紫帐汗国对于基层管理者的各项基本要求，都履行不了。而且，当地长期混战，领主彼此拉帮结派，如同一盘散沙，也没有多大势力。这样的豪强贵族，可谓百无一用，连诏安的必要都没有了。只能全靠自己，新建一个能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系统——因为之前，这边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东西。

这地方，各种语言又很多，当地人互相